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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明确,道教大罗金仙不落轮回——道教的仙道并非佛教的天人道。
要想知道道家修行能否超脱三界六道,首先,我们要确认一点:什么是仙?一些人经常说“道家是佛教所说的“外道”,道家的果位最高是也只是仙,不能脱离生死轮回”,这是一个谬误。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理解“仙”的概念,只是将中国所说的仙,与古印度的外道修行人或婆罗门教观念里的诸天混淆起来。
一 . 仙不等于古印度外道,这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
古印度的外道修士虽然长寿且有一些神通,但是却并非如仙家这样超然物外,依然有生死,显然这比不上仙家境界,而且这些外道修士大多所求的不过死后生天——注意,死后生天是弃人身而得天身,依靠的是业力福报,而修道成仙乃是自力成就,两者天差地别。古代翻译佛经的高僧为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外道修士翻译为“仙人”,却不想误导了大批人,将道家仙人与印度修士混淆在一起,实在可叹。
二. 仙不等于印度诸天。
道家说五道轮回,大略等同佛家六道:神道(天与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神道本身,是五道之一环,诸如地祗鬼神,大多有职司所在,受天律束缚,虽有威福,有罪则贬,其情形与佛家所说天人、阿修罗的处境一样。然而,所谓仙家,不论是先天后天的尊神仙真,要么是大道化身,要么是得道真人,早已达到庄子所说逍遥游的境地,不受外在的限制,更不用说业力了。因此,更与神道无关。道教咒语,役使神道乃是常事,却并不敢烦劳仙人,也正是这个道理。虽然有些僧人说“仙家终落空亡”,此语释迦牟尼也不曾说过,显然是一句妄言。若仙为业力所拘而不得超脱三界,仙道亦不足贵也!
三 . 为什么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仙人不能脱离生死轮回?
其实,原因在于道家仙真神圣给予人们的形象,比如朝元图里所描绘的诸天神道与大罗仙真云集朝礼玉帝的情形,就使人们片面地以为道家仙真之间仍然有人间的阶级,大罗圣境就是天上的朝廷,然后很自然地把佛教关于帝释天的见解直接嫁接到道教的大罗天三清境上。
其实,错了!首先,玉皇天尊不是帝释天,《高上玉皇经》中明确地写道玉皇大帝本是净乐国太子,因为怜悯众生,出家修道,先证仙道,再证金仙(也就是佛家四圣果中的佛果),号清静自然觉王如来,最后才修至玉皇果位。
如果说佛家的佛果是早已超脱六道的,那么玉皇自然也已经超脱六道。事实上,玉皇也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一个神灵的领袖与三界的主宰,而是依据大道运行而燮理这个世界的大圣者。最重要的是,无论玉皇,还是大多数现帝君相、神王相、天将相、宰官相、天人相乃至神道相的道家仙真,都早已经超脱轮回,他们这样出现在人前乃是为了更好地接引救度世间有情众生,而显化的表象,就像观世音菩萨的男身女相是一个道理。所以,道家的大罗金仙早已不落轮回,事实上,修到地仙果位以上就可以说与阿罗汉一般,没有堕落轮回之虞。
后世的道经里总在提魔,
《玉皇经》:"若诸魔道,一切诸魔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安处天宫斗战之苦各得休息."可见魔也是存于天界的。
《净天地神咒》:“按行五岳,八海知闻,魔王束首,侍卫我轩。”
《雷祖宝诰》:“以清净心而宏大愿,以智慧力而伏诸魔。”
《灵官咒》:“仰启神威豁落将,都天纠察大灵官。火车三五大雷公,受命三清降鬼崇。手执金鞭巡世界,身披金甲显威灵。绿靴风带护身形,双目火睛耀天地。顷刻三天朝上帝,须臾九地救生灵。银牙凤嘴将三千,虎首貔貅兵百万。走火行风前后卫,穿山破石捉妖精。祈晴祷雨济世问,附体圆光通事意。治病驱邪如电闪,收瘟摄毒义群魔。飞腾云雾遍虚空,号令雷霆轰霹雳。三界大魔皆拱手,十方外道悉皈依。我今启请望来临,大赐雷威加拥护。”等道教经文中多次提到魔。
从《玉皇经》:“微妙解脱,自然之香,是香芬馥,周遍诸天,极妙乐土,及诸大地,一切福处,六道一切众生,闻是香者,普蒙开度。所谓天道、人道、魔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若诸天道,一切天人,或有能闻是此香者,五衰四相,永得消除,转增天福。若诸人道,王臣兆庶,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即得人天,长寿之乐。身或灭度,乃得脱壳尸解之道。若诸魔道,一切诸魔,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安处天宫,斗战之苦,各得休息。若诸地狱道,一切罪魂,或有能闻是此香者,离地狱苦,得净土乐。若诸饿鬼道,一切饿鬼等,或有能闻是此香者,即得饱满,无饥渴恼。若诸畜生道,一切畜生,或有能闻是此香者,脱畜生苦,得智慧乐。”可见《玉皇经》成书较晚,但道教已形成本土特色的六道。早期的道教没有成魔之说,但有凶神恶刹之说。凶神恶刹被后世称之为“魔”。
四. 佛教之"仙"与道教之"仙"的区别:
佛教的“仙”与道教的“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佛教的“仙”其实是指修行的人,主要是指佛教之前印度各种派别的修行者。而道教的“仙”,其实是修行之后所得到的果位,是指成道的天仙、神仙等。道教的“仙”真实含义,其实与佛教的佛、菩萨、罗汉相对应。读佛教和道教的典要弄懂这两个概念,更不要因此认为佛教的果位就比道教高。
同样的,道教的“龙”与佛教的“龙”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道教的“龙”是最高级别的神兽,而原始佛教,特别是古代印度的“龙”,其实就是“蛇”。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龙”才开始中国化,我们中国人才把佛教的“龙”变成中国的“龙”。总之,佛教和道教的许多概念,虽然文字相同,其实含义完全不同,这是我等修行之人务必要搞清楚的。不能人云亦云,以免自误误人。
佛教的仙人,指的是外道苦修的人,包括婆罗门教,耆那教的修行者,而这些修行者未必都是以长寿为主要特征。相反,他们大多是以苦行和博学闻名。
至于龙,就不提了。像郭沫若把Phoneix定位成凤凰的事迹,实际是个大笑话。依据这种翻译逻辑,我们可以称呼火鸡为鸾鸟了。
至于道教的仙人果位的问题,应该看看《太平经》。一般道教宗教方面的仙人地位分级,都不出太平经的范围。
道教仙人的境界、地位,有以境界分的,比如太清九仙、上清九真、玉清九圣。
有以官位分的,比如太上、帝君、神王、仙王、真人、道士等等。
有以修行层次分的,比如天、地、人、鬼。
有以修行方法分的,比如洞房、黄庭、消魔等等。
五. 翻译的问题:
比如佛教的“性”和中国的“性”, 佛教的“天”和中国的“天”, 佛教的“仙”和中国的“仙”,佛教的“道”和中国的“道”, 佛教的“龙”和中国的“龙” 等等都不是一个含义。但是很多佛教徒却分不清,混淆在一起,进而贬低中华文化,这是非常可惜的。
王国维的一生如何评价?
佛陀对于无我的认识其实是有错误的, 佛陀只是用了经验主义和还原论的方法,将自我整体分解为经验性的五蕴,还原成微观上分立的生灭现象,通过禅修状态下的经验感知,发现五蕴都是刹那生灭的,这当然会得出“无我”的结论 。因为现象都是生灭的,前后现象都是各自相异的,所以杂阿含313经说:“有业报而无作者,此阴灭已,异阴相续”,这里的异阴就是前后相异的五蕴。 由于自我的存在必须要建立在持存性和同一性基础上,五蕴的刹那生灭否定了持存性,五蕴的前后相异否定了同一性,所以佛陀认为不可能有同一自我的存在。 而佛陀的原始教义并不承认非五蕴的阿赖耶识以及如来藏等梵我化的本体,认为自我只不过是五蕴的因缘聚合。杂阿含1202经说:“如和合众材,世名之为车,诸阴(五蕴)因缘合,假名为众生”。斯里兰卡的菩提比丘说:“根据巴利文经典,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复杂的五蕴统一体,每一蕴均有无常、苦与无我三种基本特性”,缅甸马哈希尊者亦言:“禅修者了解自己只是由名色(五蕴)所构成,其中没有永恒的实体,只有身体的现象和能知的心这二者存在而已”。帕奥尊者则称:“众生的身心是由五蕴所构成的。由于无明、爱欲与邪见的缘故,他们将这些五蕴认定为我。”
佛陀之所以认定每个生命个体只是生灭的五蕴所构成,是因为借助于被叫做毗婆舍那的内观禅修方法(巴利文Vipassana,一种侧重于对身心现象的生灭性进行如实禅观的动态性禅修方法,也称为四念住),对身心现象进行分解还原,只能经验观察到五蕴以及五蕴的生灭现象,但这种经验观察的方法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有严重缺陷的,无法认识自我和存在的完整真相。 从经验观察的角度来说,最多只能说可被观察经验的身心现象都不是"我",但是逻辑上却不能排除无法被经验观察到的具有同一性的本体自我的存在,绝不能把观察感知的经验现象视为全部。 除了可被观察的经验现象,还有可能存在无法被经验观察到的形而上本体。本体无法被直接观察,属于经验之外,只能靠理性思辨和直觉认识而认知,而佛陀在这方面没有能深入下去,过强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以及理性思辨能力的欠缺,阻碍了佛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佛陀并没有从整体论的角度去理解自我,五蕴相续生灭的整体序列,不同时间段的不同身心现象,其实就是同一自我。自我是一种整体性现象,只能整体的去考察。在更深层面上,五蕴生灭的整体序列其实是本体性的先验自我在现象界的不同时刻的相续展开,它是潜在的本体自我的现象性的反应。 就像量子力学里电子不同时刻的经典本征态(相当于确定的物理量)实际是同一电子的量子叠加态在不同时刻的展开,尽管每个时间点的不同本征态是各自不同的,而且也是分立性的相续生灭,然而它们却是同一量子叠加态的展开。被观察测量的单一经典本征态是现象,而抽象的量子叠加态则是本体,尽管量子叠加态无法被直接观察,但是却可以借助于对本征态的经验观察和逻辑推断,进而逻辑推导出量子叠加态的必然存在,这正是著名的电子双缝实验所显示的。我们不能因为电子每一时刻的物理量不同,就否认存在同一电子。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自我在童年,青年和老年的相貌不同或者构成身体的细胞不同以及思维意识的不同,而将整体性的同一自我进行否认,从现象观察的角度,自我是一种整体现象,将身心现象进行分解的还原论做法是无法认识事物的完整性质的,还原论有偏颇局限。
具有同一性和持存性(连续性存在)的独立自我本体是完全存在的,在我所创建的革命性的心物波粒二象的理论体系当中,它就是现象界之外(物理时空之外)的具有意识性的波性本体,也可以称为波性意识或者量子自我,或者称为先验自我。我们所经验感知的自我身心,即佛法所说的现象界的相续生灭的五蕴现象,其实是一种经典自我,或者称为经验自我,它是形而上学的本体界潜在的同一波性本体(量子自我)的粒性坍缩,近似于一种投影,这就类似于三维物理空间上的经典本征态(粒性),是抽象数学空间内的同一量子叠加态(波性)的不同坍缩。由于波性意识具有明显的独立性(独立于现象之外并有自己的个体性),恒常性(连续性),主宰性(影响支配现象),所以波性意识本体即是佛陀所否定的神我。天行新学是明确的有我论,而不是佛教的无我论,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佛陀只是认识到经验现象的非连续性(离散性),但是经验主义的禅修方式却使得他排除了现象界之外的连续性本体,所以犯下了大错误,造成了佛教必然的教义矛盾,突出表现就是上座部佛教荒谬的五蕴和涅槃的严重二元割裂,以及异时缘起的难以成立,还有轮回主体问题,以及业力存储的难题等等,这也是后期部派佛教发生严重分裂并逐渐产生和佛陀原始教义看似相同但是本质完全对立的大乘佛教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佛教后期的教义混乱以及教派分裂的根源是佛陀的错误引起的,佛陀自己也不是一个真正开悟解脱的人,而只是一个走在半路上甚至还根本没有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的人,他对自我和存在的认识还太粗糙原始了,远远没有达到他号称的所谓究竟解脱。至于后代的佛教祖师和佛陀弟子们,离解脱更是差得遥远,他们连佛陀的明显错误都无法认识到,并且严重依赖于佛陀这个宗教权威,如此怎么可能解脱呢 ?在佛陀本人错误的无我教义引导下的禅修实践和解脱路径也是必然错误的。无常无我以及缘起和涅槃皆是谬见,正如佛陀本人所说,“邪见生邪行,生邪智,生邪解脱”。对自我和存在的严重扭曲认识,绝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心灵解脱和自由之道,也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苦灭,佛陀宣称的解脱轮回只不过是幻梦一场!
我认为你并没有看懂我说的是什么,而且异时缘起本就是一个佛教词汇,它指的是缘起支的异时性,而不是同时性。
佛陀的缘起法确实是异时缘起,也只能是异时缘起,因为佛陀不承认非五蕴的本体的存在,那么这意味着当下现象的生起必然要依赖于前面生起的五蕴现象,也就是前一个现象缘生后一个现象,这两个现象必然是异时的。在上座部阿毗达摩里面,这种缘起被列为二十四缘当中的等无间缘(也称次第缘),是必须要有的。前一个现象叫做“缘法”,后一个现象叫做“缘生法”。前为因,后为果,两者紧密相续,次第生起。
然而根据佛陀的生灭无常理论,这个观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根据佛陀本人的生灭无常的理论,前一个现象必然是灭去了,已经灭去的现象怎么可能缘生出新的现象?前后现象的相续无法衔接,而所谓的次第缘其实是一种强行的无理认定,没有任何逻辑支持。
如果要缘生出新的现象,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前一个现象并没有灭去,依然还驻留着,这意味着现象必然是持续存在甚至可能是恒常不变的,被观察的灭其实是假灭,是经验上的错觉,然而这已经和佛陀最根本的无常理论矛盾。
第二,当下现象的生起并不是依赖于前一个现象,而是依赖于现象背后无法被经验观察的形而上的本体,这个本体一定是非经验性的五蕴,是五蕴生灭序列之外,那么这就难以否认不可被直接观察体验的恒常性,主宰性和独立性的本体性存在,这和佛陀最根本的无我(无本体)理论矛盾。
通过还原论的方式,将身心现象分解还原为五蕴,依靠禅修经验观察,分别对不同时间生起的不同的五蕴现象进行观察觉知,于是佛陀“如实”地观察经验到现象的生起依赖于其它现象(缘起),“如实”地观察经验到现象的生灭(无常),“如实”地观察经验到前后生灭现象的不同,没有同一性(无我),进而认为被观察经验的现象是不圆满的(苦)。
佛陀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经验主义和还原论的认识方法根本无法认识生灭和自我的完整实相,也并不是真正的“如实”。认识方法的错误导致了认识结果的扭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现象,不见本体;犹如盲人摸象。而佛陀所经验的“涅槃”其实也是经验上的错觉,它之所以产生,和佛陀还不懂的迄今为止人类尚未充分认识的,具有潜在性和先验性的波性意识的特性有密切联系。佛陀被禅修经验严重的局限住,由于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辨,拒绝形而上的思考(十四无记的提出以及对生灭机制缺乏深入的理性审视),过于依赖于禅修经验和神秘体验,过于强调灭苦灭烦恼的实用倾向(这一点在箭喻经中有明显表现),最终造成严重的认识错误和实践错误。
佛陀并不仅仅是这一点的错误,还有其它很多或大或小的错误,暂不一一列举。毫无疑问,佛陀本人并没有达到他所自称的觉悟,也没有实现他自认为的解脱,佛陀的认识是很粗糙原始和有严重漏洞的,难以承受理性的审视。也正是因为佛陀本人的认识局限和严重不足,造成了他所创立的佛教在他死后不久就开始产生严重的混乱分裂,围绕生灭和无我以及涅槃等根本性理论问题产生了各种矛盾歧见以及不同的佛教支派,部派佛教的种种分裂以及其后大乘的产生都是必然发生的。大乘理论的本体化倾向以及假托佛陀名义伪造经典和新的教义其实更像某种程度的迫不得已,从中观到唯识到如来藏思想,一步一步的本体化,一步一步向婆罗门教梵我不二的教义靠拢,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进而逐步被同化,印度佛教最终灭亡。而其实婆罗门教的梵我不二论尽管也有一些不足,但某种程度上反而更接近真相。完全背离佛陀根本教义,实际是伪佛教的的大乘佛教尽管伪造了几乎全部的大乘经典,可是在理论完善度上确总的来说是越来越进步,但是依然还有太多的错误扭曲。当然这只是针对中观唯识如来藏这一系列的理论发展,而不包括类似净土宗这种低级的世俗化佛教,也不包括禅宗的卖弄玄虚以及密宗的种种不光彩的恶行。
依靠伪造经典和各种不择手段发展信徒,往北流传并发展壮大的北传大乘佛教,以及尽力保持佛陀原始教义特色,却把佛陀的错误通过阿毗达摩放大到极端荒谬的南传上座部佛教,都有着各自严重的致命硬伤。经典的谎言越来越无法掩盖,理论的漏洞也越来越无法掩盖,由于对佛陀本人的权威崇拜等种种原因,使得佛教自身难以完成理论的革新,难以完成实践方法的突破,佛教徒也无法面对一个平凡的,有错误的,没有觉悟的佛陀,所以只能徒劳的自圆其说,最终也越来越失去其教义的公信力,因循守旧的佛教徒们将成为佛教衰灭的陪葬。
龙树也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他认为次第缘不可能成立。龙树对部派的破斥,实际就是对佛陀本人的破斥,因为佛陀本人也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明显问题。如果真注意到,他不可能不提。(上座部说阿毗达摩是佛陀所讲,可是如果阿毗达摩确实是佛陀所讲,那么佛陀更容易被推翻了)
龙树的思辨能力相比佛陀还是有进步的,至少他意识到了关于生灭的一些严重问题,但是他的解决方式却错误了,他将生灭的真实性完全否定了。认为生住灭不可能是真实的,只能是幻生,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龙树在中论里面也同样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我曾经批判过的那句“云何于一处,一时聚三相”。龙树认为生住灭不可能是同时发生的。可是,可是。。。
在普朗克空间(一处)的普朗克时间(一时)之内,生住灭确实是同时性的。这个就是时空的量子化导致的。龙树本人并不理解,也错误的排除了它。
龙树主观上当然是要维护佛法的,就像我当初主观上也是尽力维护佛法,我不相信佛陀犯错误,我认为是后代犯了错误。 然而我和龙树不同的是,经过大量的对佛教经典的阅读,经过对大小乘的对比,经过深入的理性思辨,并结合自己的禅修实践经验,我发现原来最根本的问题是出在佛陀身上,是佛陀本人的认识方法论(经验主义+还原论)的错误导致的。
龙树的《中论》是在破斥当时部派佛教的观点,然而部派佛教其实只是把佛陀的观点变得更清晰而已。其中最清晰也最接近佛陀原始教义的就是流传到现在的分别说部,也就是现今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可是它的理论却又是最为荒谬的,突出表现就是阿毗达摩把五蕴和涅槃彻底的二元割裂,造成了极其荒谬的结果。这一点我在那篇 《笼罩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上空的两朵乌云》 的文章里面已经指出。
所以佛教很尴尬,越是接近佛陀教义的“正法”,漏洞越多,错误越严重,越是背离佛陀教义的“像法”,却越能自圆其说。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却又是很自然的,因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是从最初的粗糙原始,逐步走向成熟完善。如果佛教能够有勇气正视佛陀本人思想的不成熟,不断进行修正超越,必然能发展的更好,但这对佛教这种封闭性的宗教体系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佛陀被认为是一个并无开悟解脱,犯下严重认识错误的凡人,佛教自身的根本就倒塌掉了,这对佛教徒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一个开放性的,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新思想体系就孕育而生,它修复佛陀思想的错误,提出更完善更合理的思想认识,指出新的解脱之道,并不断自我修正,所以必然会有很强的竞争力,最终也将会逐步取代佛教,实现思想的革新,它就是我所创建的天行新学。
这就是佛陀的严重错误,他太实用主义了。
佛陀显然经验观察到了现象的生灭(无常),经验观察到了现象的不圆满(苦),于是认为灭苦第一,就像箭喻经所说的先解决箭伤,但是佛陀却没有深入的理性思辨现象究竟从何而来(箭从何来)?现象的生灭如何发生?他所经验到的现象生灭是否真的能够成立。他表现出极强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点,缺乏形而上的理性思辨和追根溯源的精神,后者被认为无益于灭苦而被忽视,可是却正由于这个忽视,造成了佛陀理论的严重矛盾,造成了佛陀只窥一斑而未知全豹,将最为重要的五蕴现象背后的形而上本体忽略舍弃。
不顾当下的箭伤,追问箭从何来的那些看起来很傻的人其实更有智慧,也更有机会从根源上避免屡屡被箭射中。因为他们忍着当下的苦痛,追根溯源,求取真相,方能从根源上实现了灭苦,不再被“箭”射中。更有人求真仅仅是为了求真,而无关实用性的灭苦,那么就更值得尊敬,我始终认为求真应当是第一位的,高于任何实用性的灭苦或者灭烦恼。不臣服于任何权威,不断的质疑性的追根溯源和强烈的非为实用的求真精神才是真正的哲学精神,也因而更加接近真理,通往心灵的终极自由。
佛陀当然不是喜欢形而上思辨和追问本体本源的哲学家,他只是一个有着严重的经验主义,还原论和实用主义倾向的宗教家,创建了一个强烈的经验论特色的独特宗教,只是这个宗教后来又变质了,教义自身的矛盾困惑以及婆罗门教的渗透影响,使得后来的佛教越来越被迫做形而上的追问探求,并逐步走向本体化,大乘佛教尤其明显,而其实这个未必是倒退,而是思想的进步,因为原有的佛陀认识确实存在诸多疑惑和矛盾,无法解决一些重要问题。
佛陀一直说要灭苦,佛陀也认为正见第一,可惜他的正见只是他所自认为的,自我规定的,站在客观的角度理性审视佛陀的思想,佛陀所谓的正见其实并不那么正见,反而他所反对的婆罗门教的思想更接近正确的认识。在理论方面,佛陀的思想明显有严重的矛盾漏洞,而在实践上,佛陀也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况且如果佛陀对生灭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如果佛陀的正见其实是谬见,那么谈何灭苦,谈何解脱轮回呢?
我认为佛陀的智慧被大大高估了,对他的不切实际的吹捧实际才是对他的贬低。尽力还原佛陀本来面目,理性认识他的部分思想洞见,理性认识到他部分的思想谬误,才是对他的真正尊敬。
佛陀本人的“无我”确实必然导致断灭论,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也是因为他自己的理论本就充满着矛盾,并不成熟。佛教后期一直想修复佛陀的无我理论,但是最后越修复,越接近婆罗门的神我论。最后阶段的如来藏思想,已经和婆罗门的神我论高度接近了。
这里很多佛教徒,坚持的其实都是佛教教义的变种,他们自己根本不懂佛陀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真正搞清楚了,他们会非常失望的。。。
傅天行 于 (Tue Apr 12 17:25:13 2016) 提到:
关于经验主义和还原论,学习过西方哲学的人应该有所了解,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西方哲学分析的比较深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对认识论上的根本矛盾,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2000多年的发展史,并且至今也没能有效解决。
佛教在认识论上研究的非常粗浅,大乘佛教有所涉及,原始佛教则严重缺乏,佛陀本人也没有注意到认识论的重要。
傅天行 于 (Tue Apr 12 17:34:57 2016) 提到:
旧的佛教已经必然死去,如果“佛”这个词是指觉悟,如果确实有解脱之道,那么新的“佛教”也必然会产生,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觉悟将会不断进步,所以我看好我所创立的新学的发展,虽然它还无比弱小,然而它却有着强大的潜力。
我是佛教的掘墓人,也是佛教的继承者,继承的不是佛教的糟粕和谬误,而是继承佛教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真理的探索精神。佛陀曾经是我的启蒙老师,围绕佛法提出的种种命题,我做了将近20年的深入探索,然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理性最终使得我彻底摆脱了佛陀以及他所创立的佛教。我非常尊敬佛陀对真理的探索追求以及曾经付出的努力,但是绝不笼罩在他的光环以及阴影之下,我越来越独立自由的探索,并因此而取得不断的认识突破。
我觉悟了吗?如果觉悟是指完全的认识究竟真理或者究竟解脱,那么我不认为自己彻底觉悟,我强烈认为对真理的认识是无止境的,我同样也不认为自己已经解脱轮回。只是经过对前人经验的学习以及深入思考和实践,我认为我比佛陀以及过去所有自称觉悟的大师们看得更深更远。
尽管人类取得了物质领域的惊人进步,但是人类对自我和心智的认识其实还处在非常蒙昧原始的阶段,越来越多的证据使得我相信,包括佛陀在内的几千年来宗教和非宗教的所有自称或自认为觉悟的人其实没有一个实现他们所认为的觉悟,没有一个人实现真正的解脱,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终止轮回。在认识自我,追寻自由的漫长征程上,我们其实刚刚起步,对大部分人都还谈不上起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现在我将开辟出新的方向,新的道路。
如果觉悟是指认识到自身的认知不足,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革新;不断的超越前人,超越自我;不断的朝着终极自由,朝着至真至善的目标无比坚定的迈进,那么我毫无疑问的觉悟了。并且愿意分享我的思考,分享我的经验,分享我的发现,也愿意引导那些信任我,愿意跟随我的人,一起携手朝着光明的彼岸,朝着星辰大海迈进。
对佛教的系列批判:
1、灭佛者天行:我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2、佛陀根本错误:经验主义和还原论
3、笼罩在南传佛教上空的两朵乌云
4、看《南传佛教上空的两朵乌云》有感
5、先验自我论证:对认知的理性考察
6、佛法和新学比较:无我与有我
7、佛法和新学比较:灭苦与求真
8、佛法和新学比较:无常与有常
名人读书趣事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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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1999.3.15.)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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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名人读书去是很多,下面我给你找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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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熹读书法
中国古代学者对如何读书有不少论述,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朱熹读书法。朱熹一生读书万卷,学识广博。他的读书方法有六条:1 循序渐进;2 熟读精思;3 虚心涵泳(不要用自己的思想去杜撰前人的学说);4 切已体察;5 着紧用力(发愤努力、抓紧时间);6 居敬持志(专心、沉静)。后人把这六条称为“朱熹读书法”。
二、名人苦读趣事
“天才出于勤奋。”许多文学家、科学家的成才之路就是从小刻苦读书。请看鲁迅和王亚南苦读的趣事。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王亚南睡三脚床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1.伽利略好奇善问: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人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2.(1)王亚南睡三脚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2)王亚南绑在柱子上读书: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王亚南,1933年乘船去欧洲。客轮行至红海,突然巨浪滔天,船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这时,戴着眼镜的王亚南,手上拿着一本书,走进餐厅,恳求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服务员以为他是怕自己被浪头甩到海里去,就照他的话,将王亚南牢牢地绑在柱子上。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惊异的目光,连声赞叹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
3.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4.施洋搓脚夜读:二·七大罢工著名的工人领袖施洋,幼年家道贫寒,买不起灯油。村里有一座叫隆兴观的古庙,庙里点有一盏长明灯,他就在古庙里读书。冬季寒冷,脚冻得难受。起初他不时地站起来跺脚,后来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便削了一根圆滑的木棍,放在脚底下,一边读书一边来回用脚搓木棍,搓暖了脚,他又能安心读书了。
5.黄侃误把墨汁当小菜: 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6.曹禺真读书假洗澡:抗日战争期间,曹禺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一年夏天,有一次曹禺的家属准备了澡盆和热水,要他去洗澡,此时曹禺正在看书,爱不释手,一推再推,最后在家属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书步入内室。一个钟头过去了,未见人出来,房内不时传出稀落的水响声,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情况依旧。曹禺的家属顿生疑惑,推门一看,原来曹禺坐在澡盆里,一手拿着书看,另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有意无意地拍水。
7.张曜拜妻为师:清代咸丰年间有个武官叫张曜,因苦战有功,被提拔为河南布政使。他自幼失学,没有文化,常受朝臣歧视,御使刘毓楠说他“目不识丁”,因此改任他为总兵。张曜从此立志要好好读书,使自己能文能武。张曜想到自己的妻子很有文化,回到家要求妻子教他念书。妻子说:要教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行拜师之礼,恭恭敬敬地学。张曜满口应承,马上穿起朝服,让妻子坐在孔子牌位前,对她行三拜九叩之礼。从此以后,凡公余时间,都由妻子教他读经史。每当妻子一摆老师的架子,他就躬身肃立听训,不敢稍有不敬。与此同时,他还请人刻了一方“目不识丁”的印章,经常佩在身上自警。几年之后,张曜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他在山东做巡抚时,又有人参他“目不识丁”。他就上书请皇上面试。面试成绩使皇上和许多大臣都大为惊奇。张曜在山东任上,筑河堤,修道路,开厂局,精制造,做了不少利国利民之事。因为他勤奋好学,死后皇帝谥他为“勤果”。
8.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他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他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9..李密牛角挂书:隋朝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回,李密骑了一条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此事被传为佳话。
10.陈平忍辱苦读书: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11.陆羽弃佛从文: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12.万斯同闭门苦读: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13.屈原洞中苦读: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14.司马光警枕励志: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15.陆游书巢勤学:南宋诗人陆游他从小就刻苦勤奋、敏而好学。他的房子里,桌子上摆的是书,柜中装的是书,床上堆的也是书,被称作书巢。他勤于创作,一生留下了九千多首诗,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文学家。
16.顾炎武读破万卷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童年非常不幸,天花病差点夺走了他的生命。虽然他体弱多病,但是在母亲的教导和鼓励下,顾炎武勤奋苦读,以过人的毅力手抄《资治通鉴》,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
17.欧阳修借阅典籍: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自幼天资过人,但是,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于家境贫寒,家里无钱买纸买笔,欧阳修的母亲郑氏为了让儿子习文练字,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用荻草代替毛笔教小欧阳修写字教给他写字。还教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便就近到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接着进行抄写。就这样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只是致力读书。欧阳修勤奋刻苦,练成了一手好字,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而这种刻苦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小伙伴李尧辅,将李尧辅带上好学之路。
18.蒲松龄草亭路问: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路边搭建茅草凉亭,记录过路行人所讲的故事,经过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搜集,加上自己废寝忘食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辉煌巨著《聊斋志异》。
19.贾逵隔篱偷学:贾逵,字景伯,出生于公元30年,东汉人,是有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他是西汉名家贾谊的九世孙。父亲贾徽也是一个大学问家。贾逵深受家庭的影响,从小聪慧过人。为了能够读书,贾逵小时候隔着竹篱笆,偷听老师讲课的故事。
20.孟柯改过勤学:孟子是战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但是,孟子并非是一个天生就有学问的人,他幼年的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后来,孟母为了教育他,三次搬家,还剪断布匹开导他。终于,孟子明白了要想成才,必须努力勤奋的道理。
21.陶弘景菜园求学:古代的时候,对自然界产生很多误区,人们相信螺赢是将螟蛉变成自己的儿子这个荒唐的传说,还把领来的儿子叫做“螟蛉子”。陶弘景对此表示怀疑。他在村边的菜园子里找到一窝蜾蠃,蹲在菜地里聚精会神地整天观察。陶弘景发觉它们有雄也有雌,经过许多天细致的观察,陶弘景终于揭穿了蜾蠃衔螟蛉的秘密:原来蜾蠃也有自己的后代,螟蛉是被衔到窝里给幼虫当食物的,根本不存在“螟蛉义子”这回事!从此,陶弘景更感到,凡事最好亲自观察,绝不能人云亦云。
22.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董仲舒专心攻读,孜孜不倦。他的书房后虽然有一个花园,但他专心致志读书学习,三年时间没有进园观赏一眼,董仲舒如此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使他成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
23.管宁割席分坐:汉时,管宁与华歆二人为同窗好友。有一天,两人同席读书,有达官显贵乘车路过,管宁不受干扰,读书如故,而华歆却出门观看,羡慕不已。管宁见华歆与自己并非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便分割席坐。管宁其后终于事业有成!
撒切尔夫人:
读书趣事
像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样,学生时代的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得五岁的时候,老师叫我读“W-R-A-P”这个词,当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虽然我读对了,但我当时认为“他们总是让我读那些最难的词”。后来上常识课时,我第一次体会到“谚语”的魅力。我那时已经有了点逻辑思维的能力和按字面意思思考的习惯了——在这方面也许至今也没有什么 大的变化——我对“跳之前先看一看(即三思而后行)”这样的比喻感到很困惑:我想,这句话还不如这么说呢:“过十字路口之前先四下看看。”这样说还更务实一些,因为我上学途中要横穿一条很危险的马路。而且,与我之前和之后的孩子一样,我也曾得意扬扬地指出,这个谚语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个谚语的意思是互相矛盾的。
在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吉卜林的作品。他于1936年1月逝世。但一接触到吉卜林的作品,我就对他的诗歌和小说着了迷。他的诗歌通俗易懂,能够让儿童了解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实际上是带他们进入许多更广阔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国、人们的工作、英国的历史以及动物王国。像我接触到的好莱坞**一样,吉卜林的作品也让我了解到格兰瑟姆小镇以外的浪漫生活。到这时,我的阅读所涉猎的范围很可能比班上的多数同学要宽得多,毫无疑问,这也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这一点有时也会显露出来。我至今仍记得曾写过一篇关于吉卜林的文章,我在文中使用了“乡愁”这个词,于是便有人指责我是从哪本书上抄袭来的。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气得火冒三丈,其实那个词我用得很自然,并不是有意抄袭。
我的父亲是自学成才的,非常喜欢阅读,经常与我讨论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我居然不知道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就立即给我补课。直到现在,惠特曼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父亲还鼓励我读一些古典作品,如勃朗特和简·奥斯汀的作品,当然还有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双城记》有很强的政治性,也是我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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